1993年，16岁，刚经历丧母之痛，正处在没有雨季的花季之中、整天乐呵呵的我从天门卫校毕业。作为那个时代没有任何背景的一名农村“委培生”，我一毕业就失业了，先后在五家私人诊所当了两年临时护士，每天重复着简单而琐碎的事——配药、打针。

1995年，18岁，素面朝天、阳光灿烂的我终于结束奔波。在一个盛夏的傍晚，老爸用他那辆旧凤凰自行车，载着拎着只大皮箱的我去白茅湖农场医院报到。那年秋天，我终于穿上白大褂，成了一名真正的“白衣天使”。

那时的工资是每月80块，那时的莴笋是1毛5一斤，批发还要便宜一些。因为莴笋这东西和乡下姑娘一样：不娇气、好贮存，我往往一次买十斤，自己烧饭。莴笋丝，莴笋汤，爆炒莴笋叶，这样一来可以解决一个星期的伙食。我始终牢记母亲的遗训——“女人可以走霉运，但不能有霉气，每天都要活得清清爽爽、漂漂亮亮。”所以，每月我都要省下些钱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而不失俏丽。因为基层医院护士少，那时上班是一天三班倒，下了夜班再接着上白班。尽管如此，但我从不觉清苦，从不觉得疲惫。因为青春，更因为我喜欢那身圣洁，喜欢那个称谓，喜欢那些在我的手下慢慢裉去痛楚变得温柔、恬静而饱含依赖的眼神。

1997年，伴随着香港回归的钟声，第三波医疗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，在党中央“建设靠国家，吃饭靠自己”的政策刺激下，“以工助医，以副补主”的行动愈演愈烈，单位里稍有名望的医生纷纷下海、南飞，医院宣布解体。这一年20岁，正向着“护士长”岗位冲刺的我稀里糊涂地下岗了。

1998年，愁吃、愁穿、爱臭美不甘心和泥土做伴的我在熟人的介绍下，来到天门一医，先后在药房、婴儿室、院办干了十年的药工、护工、清洁工、接待员。

2001年，在婆婆的极力反对中，“身无分文”的我和老公凑上存钱罐里的硬币，领了结婚证。因为年轻，因为眼中有爱，因为心中有梦想，所以我们不觉得窘。从此，贫穷的我有了一个偶尔夹杂口角但并不失温馨的小家。

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，我固守着一份坚持、一份信念、一份执著。埋头苦干，不求回报、不计得失。白天工作，晚上把孩子哄睡做完所有的家务后开始自学，先后取得了本科文凭，初、中级职称。我清楚地告诉自己：我就是要在这家全市最好、最美、最能自由、平等竞争的医院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每当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我就会在心里默念：“好汉定当能屈能伸”；面对四面八方投来的疑惑不解、五味杂陈的目光，我便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警醒自己——“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，人们看的只是你的成就。在你没有成就以前，切勿过分强调自尊。”

是啊，我年青，我怕什么！

2008年，伴着北京奥运绽放的礼花，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。这一年四月，医院实行人事制度改革，不请吃，不送礼，一切按章办事。硬件过关的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合同制员工。第一次，我深深懂得了“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”这句话的含意。

2013年，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自我救赎，我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老公。一贯坚持“自己挣钱买花戴”，越活越自信、越活越漂亮的我真真实实地打破了婆婆“你和这个家全靠我儿子养活”的预言。而在我一如继往的尊老爱幼、相夫教子、用心工作的行为感召下，婆婆看我的眼神，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柔顺了。

“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，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，一种能够看得很圆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。”——我很庆幸，我做到了余秋雨对成熟女人的定义。

这就是我的二十年。

其间有贫穷的苦难，有奋斗的艰辛，有得到的甜蜜，有失去的苦涩。但所有的不快都将随着时间而风干，化为尘，飘散于岁月之中。唯有这份成长的经历将留存于我的生命之河，慢慢积淀，最终凝为琥珀，愈久弥坚、晶莹剔透。

而面对每一天、每一个新的开始，我将带着一双勤劳的手，一个智慧的头脑，一份豁达的情怀，一颗恬静的心上路，勇敢逐梦，快乐前行。